这几年，很多人心里都有种说不出口的憋闷。

不是过得特别差，也没到绝路，但就是越来越难受。努力好像还在努力，生活也没彻底崩，但那种我在往哪走的确定感，彻底消失了。让人心慌的不是穷，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忙活的，意义何在。

大部分人把这种感觉归结为一个罪魁祸首：大环境不好。听起来很合理，但它解决不了一个反常现象。如果单纯只是经济周期到了，日子苦一点，钱少一点，人的本能反应其实是会变怂的。大家会像动物过冬一样，降低消耗，存粮，苟着，小心翼翼地等着春天回来，就跟动物过冬一样。

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看网上，大家不是在过冬，是在应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焦虑，烦躁，满身戾气互相攻击，对一切都没有耐心。这就不是穷，穷嘛，你得收敛着点，省着点力气。现在的状态更像是失去了方向感，而失去方向感才会让人去乱用力。

其实，很多人真正卡住的地方，不是收入本身，也不是具体哪一次的失败，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甚至带着毁灭感的怀疑。

是我没努力吗？是我能力不行吗？是我选错路了吗？是我今天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呀？我是不是被设计了？如果往周围一看你会发现，怀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片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开始集体怀疑。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其实过去三十年，中国人的心里有一套非常清晰的默认规则。好好读书，考个好学校，进个好单位，买房，结婚，生娃，勤奋一点，忍一忍，明天会比今天好，下一代一定比这一代代好。

这套东西对不对你先别管，它至少是稳定的。而稳定本身，就能极大地降低人的心理成本。

而现如今，这套规则没有被宣布作废，大家还是活在过去三十年这套规则的惯性里。但是现实中，它们开始悄无声息地失灵了。

努力和回报的相关性在下降，学历和收入开始脱钩，城市的中产预期开始降低，房子从确定性的资产变得不再确定，代际上升的通道明显收窄。

所以这才是核心问题，旧规则还在道德和惯性上要求你遵守，但新规则却没有公开讲清楚。

其实，社会学里早就描述过这种状态。有个大神叫涂尔干，他提了一个词叫“失范”。翻译成人话，意思是说，老规则失效了，新规则没出现，但人还被要求继续表现得像规则有效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焦虑不安，意义感的丧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一句大环境不行了或者经济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失范”。

在失范的状态下，人会出现一种非常别扭的心理状态。 

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但是我好像又已经拼到透支了。是不是我不够聪明？但是身边比我聪明的人也一样被卡住。是不是我选错路了？但是旁边的人瞎他喵乱选，好像又成功了。 

这个时候人就会开始自我内耗，加外部寻找替罪羊，所以网上会看到各种互喷、撕裂、阴谋论、极端叙事，这就是典型的意义危机。

经济问题顶多让人勒一下裤腰带，收缩一下。但规则失效会让人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狂躁失序。 

并且最恼火的是，规则也不是说完全彻底的失效，而是半死不活。有人还在靠着它吃到红利，但有人已经被它反噬了。所以这又会制造极强的相对剥夺感，这也是戾气的主要燃料。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发生，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只是这一次叠加了人口结构、技术替代、全球秩序的变化，强度更大，持续时间可能也会更久。 

那么当一个社会进入到失范期，个体在这样的时期里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我觉得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立即停止用旧评分系统来审判自己。 

这是绝大部分人现在内耗的核心来源。旧系统是怎么来评价人的？学历、房子、职级、收入曲线、年龄节点（比如35岁）。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系统已经开始失灵了，但还在继续跑。如果继续用一个失灵的评价系统去判断自己，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不行了。然后情绪崩掉，未来一片灰暗。 

重点是要抛开这些评价系统，要把自己的身份从位置型切换到能力型。 

位置会坍塌，但能力会迁移。位置型是什么？我是什么学历的？我是谁谁公司的？我在哪个系统里？

这些东西在稳定期很值钱，但是转折期就很脆弱，很容易带来波动和变化，然后导致心态的坍塌。 

而真正需要抓住的是，我能够持续解决什么问题？ 

我能在哪些场景下是稀缺的？我能不能不脱离某个具体组织继续生存？这一点短期可能会觉得不安全，但这可能是唯一长期安全的路。

第二点，必须得学会屏蔽噪音。失范期的社会叙事会非常吵。各种宏大解释，各种对立，各种情绪动员，这些东西会吞噬个体的注意力，却几乎不提供可执行的路径。

我们能够做的是，控制摄入量。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天这个信息会让我在现实中多一分掌控感吗？如果不会，那就是噪音，划走。

第三点，建立微小秩序。在失范期，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小确定性单元。注意，不要相信什么立马重建人生，那太扯淡了，太大了。

重要的是只做一件事情，在无序的转折期，给自己制造一个小的但是稳定的秩序感。

比如稳定的作息，比如稳定的学习输入，稳定的输出节奏，稳定的身体状态，稳定的现金流。

社会学上有个非常冰冷的事实，人在宏观失序中，只能靠微观秩序去自救。不需要想清楚未来三年五年怎么样，只需要保证下个月还能不能稳定且有效地当个正常人。

失范期只会奖励两种人，要么极端的投机者，要么极端的清醒者。剩下的都容易在这种暂时失去方向的环境里纠结内耗，沮丧，变得犬儒。

还有一点，失范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戾气重。当大家发现向上无门时，本能的反应是横向或者向下去发泄压力。

所以，网上处处可见的对骂、争执，包括现实中的一些极端现象，本质上都是已经崩坏的情绪的一种体现。

看到那些充满戾气的人，要意识到他们其实也是失范的受害者。学会这种旁观者视角，跟他们保持一种隔离感。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冷漠，而是保护自己的精神能量不被无谓消耗。他们是受害者，但暂时我们也没有啥办法。

我之前说朋友分三种，根系朋友，契约朋友和精神朋友。在上升期，可以去多结交契约朋友，因为那时候机会多嘛。

但是失范期，利益是非常脆弱的，往往会因为蛋糕的缩小而反目。这个时候其实更应该回归到最原始，最稳固的人际关系中，去深耕那些能够提供安全感的根系朋友。

当外面的世界逻辑不通时，几个老朋友坐在一起，

当一些人说”我们要理性的看待问题“，这种理性，往往是剥夺了事件中的”道德“”正义“”怜悯同情“”良知“这些心理因素。

错误的把情绪归结于”非理性“，把感性简单的等同于坏，把理性等同于好，当他们说“理性”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压制“人性”，把事件功利化，把事件中的人物或动物，“工具化”，“非生命化”，实际上，真正的理性，是一定要包括道德因素，包括正义，包括良知。

否则怎么能叫理性呢？

对于这些人而言，理性，其实已经变成他们的遮羞布，为恶行辩护的话术，洗地的工具，心里防御机制，他们把人的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只关心目的，不关心手段。只追求效率，不追求正义。

真正的理性应该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一个没有“良知”作为根基的“理性”，是最危险、最野蛮的，因为它会以“效率”的名义，犯下最骇人听闻的暴行。

早上喊从来没有救世主，下午喊他是人民大救星，

早上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下午喊泽连斯基一个演员凭什么当总统，

早上用加加林福利分房歌颂苏联，下午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为苏修，

早上一口一个你被西方思想洗脑，下午念起了德国犹太经文，

早上喊资本家雇佣是剥削压迫，下午叫嚣农民种出来的粮食都是他们的，

早上喊我们支持选举，下午机枪突突议会，

第一天喊不打的是 50 万第二天喊打的是 50 万，有种被便症阀毒茶过的美。

新闻为何不报阿根廷与伊拉克

在中国高层出现动荡，迄今仍苦于找不到好的办法解决经济严重下滑问题之际，一些观察者注意到，媒体已经好长时间看不到阿根廷与伊拉克经济发展的新闻了。这是为什么呢？

自2023年12月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后，他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大幅压缩政府机构，将政府部门从22个缩减到9个，裁撤3万多名公职人员，停止所有基础设施项目，削减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开支，以此降低财政负担；放弃资本管制，推动市场化自由化及税制改革，终止赤字货币化。米莱还直言不讳地表示：“知识分子和左派政客才是经济停滞的罪魁祸首。”

在社会方面，支持自由选择的政策，涉及毒品、枪支、性工作和同性婚姻等议题，同时反对堕胎和安乐死；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加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支持乌克兰。他与川普总统的惺惺相惜，想必很多人都看在眼中。他还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拒绝加入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

在米莱的“休克疗法”下，一年后，曾经深陷经济危机，饱受高通胀困扰和物价飞涨的阿根廷，经过了阵痛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将预算从赤字转为盈余，将通胀率从300%降至200%以下……

而最新的数据显示，阿根廷202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了6.1%。此外，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降至5年来的最低点1.5%，并且连续17个月保持贸易顺差。这些数据表明，阿根廷经济正在经历强劲复苏。此时的阿根廷不仅财政有盈余，而且股市暴涨，外资大量涌入。

这样的经济奇迹，让找不到出路的中国情何以堪？而且中共深知，米莱的限制政府权力，裁撤公务员，削减政府开支，让企业家冒险，让市场解决问题等手段，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因为中国若要稳固政权，攫取最大利益，必须维持其庞大的政府机构，以此压榨民众。这应该是大陆媒体不报阿根廷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样的命令只能来自中宣部。

还有一个不报的原因大概率与米莱的外交政策取向有关。米莱当选总统后，党魁习近平曾委托驻阿根廷大使将习祝贺米莱当选的贺信转交给米莱，但习的“低姿态”换来的却是“冷脸”，仅仅一周后，阿根廷就宣布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行列，一反时任总统和其班底热烈拥护“金砖”成员国的立场。

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媒体选择对伊拉克快速发展的有意忽视。2003年，暴君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不断增长。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伊拉克的GDP约为2508.43亿美元，人均GDP约为6035美元，预计2025年底GDP增长率达到4.10%。在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的GDP排名第五，在全球排名第52位。

要知道，二十年前的2003年伊拉克的GDP只有200亿美元，但在二十年后却增长了1200%。对此成绩，中国官媒选择了缄默。

不过，央视曾在2013年7月，大赞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经济发展神速。央视财经频道的报导称，自2003年伊战结束以来，伊拉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3年伊拉克GDP比战前增加了8倍，人均收入也得到了显着的提高。

大概彼时的中国还有些信心，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看好的情境中，因此相信自己也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内心惶恐的怎么敢大大方方报导伊拉克的成就呢？万一引起国人的联想怎么办？

事实上，在萨达姆独裁政权终结后，伊拉克不但建立了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还成功举行了多次大选；不仅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而且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全民福利的改善，人均寿命有明显增长，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人民地位也得以提高，社会不再腐败，到处呈现繁荣的景象。尽管国内依然有“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但这并没有影响伊拉克民主制度的运转。

也是，摆脱了暴政的伊拉克，远离中国，亲美、亲自由市场的阿根廷，都在告诉中国人，真正阻碍中国经济发展、让中国人难有幸福感的是什么？因此，国人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拥有幸福感，首要应该做的是什么！

你所谓的害怕，说白了还是你担心后果，害怕生命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并且让自己无法应付的事情。而这种对未知的不战而降，磨灭了你所有的勇气。

不过换个角度想，恐惧是人类刻在基因里的保护机制。因为早期人类在面对猛兽、自然灾害等危险时，恐惧可以促使他们逃跑、躲藏，从而提高生存几率。

但是放到现代社会，过度谨慎的生存策略早已不适合我们混迹江湖这个年头，只有敢于横冲直撞、无视权威的勇者，才更有机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什么？

是强者在通关之后对后来者设置的障碍，他们目的就是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你看清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一个人要想变得强大，首当其冲就是要把勇气拉满，破除规则。

同时也需搞清楚失败的风险，如果没有超出自己的承受上限，那就大胆去做做的多了之后，一切就都成了经历。经历铸就了阅历，阅历也就带来了格局。

一个人由弱变强的过程无非就是如此，你一定要先对世界虚伪，弱者的能量会在下意识的自我贬低中无形流失。你要明白，这个世界无论是谁，凑近了他也就那么回事。

哪怕这个人拥有通天的成就，功劳也不是全部来自于他自身，而是背后支撑他的庞大团队。这个世界永远逃不开金字塔结构，那些站在金字塔塔尖的人，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金字塔底层的托举，你不要觉得谁谁谁了不起。

强者之所以看起来高不可攀，究其原因还是源于弱者的仰望投射，而这种认知错位，足以让弱者在精神层面自我阉割。这里举个例子，马云够厉害了吧，但他再怎么厉害，人民日报对他的评价也是如此厉害，从来就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

当你习惯把光投射到别人身上，就算别人再不堪，也会显得伟岸，而你自己从来不被内心真正认可，于是你熄灭了身上所有的光，自此你也就变得暗淡了。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上，人人都一样，都是为了混口饭吃，都在各自的轨道里拼命向上攀爬，所以平时对所有的人和事、区位，你就能收获不一样的视角。

一个人最应该搞清楚的是思考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底层逻辑，去认知事物的框架，去寻找努力的途径和方法，去了解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最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摆脱恐惧，就不要把精力放在情绪本身。

在一件事还没开始之前，你不去思考城市的步骤、策略、实操方法，反而总是关注失败带来的负面后果。这样一来，你不焦虑谁焦虑？你之所以偏离于强者轨道，究其原因，就是你把情绪看得比城市本身更重要，这是人性的本能。

大多数人之所以一辈子浑浑噩噩，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的眼光，恐惧别人的评价，他们思来想去，最终反而耽误了时机他们有这功夫，不如好好琢磨如何成事。一个能摒弃情绪的人，理性永远占据上风，不管道路如何凶险，他们总是一往无前。

而一个内心强大、目光如炬的人，始终会接纳风险的存在，化混沌为惊险，化迷茫为清晰，最终蜕变成为强者。你自己就是一切的答案，这不是鸡汤，这是一个人成为强者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

而赚钱这回事，虽然和人脉、资源、行业都有关，但是归根结底，你作为驱动者，以自己对于成功的渴望才对，最终决定了结果的成败。

比如一个富二代去创业，家里的各种资源都很齐全，但如果他自己没有冲劲，觉得成不成都无所谓，反正家里的钱几辈子也花不完，要是他抱着这种想法，那么这件事基本也很难成。

但如果换成一个一穷二白，极度渴望成功的普通人，他就算资源匮乏，也不会阻碍他玩命去做，直到他拿到结果。因为真正阻碍你成功的，不是你的天赋不够，也不是你的能力不足，更不是身边的人会怎么看，而是你的自我设限的内心。

95％的人思维处处受到限制，当他们做一件事，他们总是想着再多准备一些条件才开始行动，结果拖延了一两年还没开始。而另外5％的人思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他们一旦想到就会立刻行动和试错。他们敢于粗糙的开始，然后不断优化改进，直到能够精通极致。

因为他们相信在做事情的路上，会找到做这件事所需的全部资源。比如你是个打工人，但你不屑于摸鱼打工，只是为了摸索业务，积累行业经验，为自己单干做准备。

又比如你是创业者，但是你不局限于自嗨，你主动学习同行的打法，对用户坦诚相待，积攒真实口碑，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和别人拉开差距。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要害怕任何人和任何事，你有自己的节奏，就在这条自我修炼的道路上乐此不疲的走下去，用脚步去丈量你的人生，不要高估世界，更不要低估自己。

作者：张介子笔记 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755691/answer/189721633889371770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下仅讨论徒手的情况：

我以前是练拳击的，现在练散打。我觉得普通人学拳击有实战作用。

徒手街斗都是抡王八拳扇巴掌往头面部招呼的，现在随着搏击的普及，有些街斗场面里面甚至出现了摆拳摆肘这些正规技术，而拳击的训练和实战大部分时间正是围绕着击打对方头面部以及避免自身头面部遭遇击打而开展的。我也练过极真，身体硬度是上来了，但面对头部遭受拳头攻击还是无所适从。后来练拳击之后才知道除了曲臂防守（通俗说法就是抱脸），还可以后撤、平移、摇闪来躲避拳头，还可以伸出前手不断拍击对方的拳头跟对方保持距离。特别是伸出前手拍击对方这招非常重要，面对对方不断挑衅的肢体冲突很有用，可以有效跟对方保持距离，以便观察全局，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

再说一个拳击自卫大法速成的路径：先学会直勾摆，并且养成打拳扣腕的习惯，这是最基础——再学前滑步1、2（1指前手直拳，2指后手直拳），然后后撤步，无论空击还是沙包，就围绕着目标转，前手不断摸啊摸啊，突然前滑步打1、2然后后撤步，不断重复。这样你就有了中远距离的进攻手段——接下来就是大力对沙包输出勾摆，这个是用于电梯内或者公交车等狭窄距离没有空间施展1、2的时候，或者对方狂暴冲过来跟你贴脸的时候，你就无脑抡勾摆，对着他耳朵和下巴抡。这样你又具备了贴脸战斗的手段。并且在练习上述速成法的时候，要注意眼睛尽量盯着目标，并且一只手出拳的时候，另一只手要护着脸。有条件可以参加一下轻实战或者条件实战去强化上述项目。另外，如果一切战术都失败了，那就低头左右摆拳的抡吧，看谁先倒。

如果真的只是为了防身而去学拳击，那就报个季卡或者十次卡，注意按上述速成大法训练即可。离开拳馆后可以让室友、伴侣、朋友等戴拳套来抡你，帮你继续对拳头的脱敏训练。关于功力，最好是能在住处有个沙袋，继续练前滑—1、2—后撤和贴脸抡勾摆，可以根据自己体能进行1分钟、2分钟或3分钟一组的练习，组数也是根据体能定。如果没有沙袋，那就拳卧撑代替以训练腕部稳定性。关于抗打，就练卷腹，所有的虐腹动作都可以，以及练脖子（网上搜一大堆）。然后，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跑步和跳绳。往复冲刺跑、变速跑、跳绳等都是很好的心肺和协调训练，只要你正经练过拳击那肯定会在馆里体验过，回家继续做就是了。

最后再说说“人家一腿把你干趴下”的问题。个人感觉没受过长时间训练和实战的人，腿法的威力极为有限，反而是可以利用他们笨拙的正蹬或者低边腿的机会去接近他们，揍他们的脸。我打实战的时候万试万灵，他踢我大腿一下我的后手直已经塞他脸上了。正蹬也是，一拨开然后跳步一拳怼他脸上。现在除了对方抱架严密实在不好下手的时候我才用低边去吸引一下注意力之外，我是不用腿法的。腿主要用来移动和提膝格挡。等我解锁了摔法之后自卫能力会更好。

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GfNtePiPHYyQ_8hbhZeq9w

人们习惯用一个词概述一代人的面貌。

比如日本的“觉醒世代/宽松一代”。他们出生于泡沫经济破裂前后，深受经济下行、就业市场萎缩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未来的职业和家庭持悲观态度，开始质疑传统的“拼搏精神”，选择逃避社会期待，追寻内心的宁静与个人自由。宅文化和二次元文化成为这一代人的标志，与前辈的“务实”不同，他们倾向于沉浸在动漫、视频游戏和网络虚拟世界中，“不开车、不买名牌、不运动、不喝酒、不旅行、对恋爱冷淡”。“觉醒”体现在他们对社会期待的拒绝。

如今韩国的“n抛世代”，也同样深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后，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代年轻人放弃了传统社会期望中的结婚、生育、购房、人际关系等责任，这种转变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结婚率、生育率上，影响至今。“n抛世代”以追求自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为主，尤其是K-pop的崛起成为世代的象征。“抛”体现了他们在这个时代下为追求自我“置换”掉的东西。

而在中国，当下也是一个节点。经过1978年至20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后，从2011年至今，除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大幅波动外，中国GDP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改革开放、房地产升值的红利已过，有人戏称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是“时代的黑利”。这代年轻人享受了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平均就业竞争力远超上一辈，但也感受到竞争激烈的无力感；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薪资增长却相对滞后；他们在社交平台展示自我、寻找认同，价值观既开放又保守；他们在更丰富的资源下成长，看起来却比父母辈颓丧……

对这代年轻人已有不同的概述。比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曾针对00后的心理特征做过调研，他认为，这代年轻人是“双相情绪波动”的一代，他们有希望，但也感到焦虑，他们拥有丰富的信息但缺乏实际经验，面临更多选择，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就业压力。再比如“在内卷和躺平之间，该卷卷该躺躺”的“45°青年”。

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时期的群体，必然包含统计上的暴力，但概括世界、理解自我在当下成了一种“不确定大环境下”提供些许确定的慰藉。

本文是年度回顾的最后一篇。我们试图为当下（下行周期）笼统的“青年”找到一些共性的概括，在众多选择中，我们悲观地找到了一个词：弱势。他们有此前日韩年轻人相似的处境，比起父辈，他们在经济上、话语权、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显得更为弱势。

文｜wt

编辑｜oi 01 被浪费掉的人

近几年，年轻人的工作状态，笼罩在三片乌云下。

前两片乌云，是失业率和工作价值。如今，失业和裸辞同时高发。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公司降本增效，岗位减少，工作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工作的价值感骤降，工作可以提供的身份认同越来越稀薄，不论肉身离不离职，精神上游离在随时想走的边缘。

第三片乌云，是所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AI。当前各路AI厂家为了弱化年轻人“被替代”的焦虑，都在强调AI是人的工具，但AI工具释放的生产力，导向的职场变革方向，如即刻用户@托马斯骆说所，是从上一代互联网公司的“一小撮聪明勤奋的创造者+一大群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辛勤工作者+源源不断流量和补贴资源”，到AI公司的“极少数超级强大的个体（智商/技能/行动力）+ 一小撮极其聪明的行动者 + 予取予求的燃料弹药（算力）。”以前人是主要成本，如今更多消耗在算力上。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那些不够聪明不够有执行力的大多数，去向是哪儿。

不只是权利和财富进一步聚集到资源雄厚的大公司里，工作的价值感也密集地收拢进这些号称在“改变所有人生活”的新科技大厂，对更广泛认为“除了月薪能作为正面激励外，无法从工作系统中获得任何的价值感和乐趣”的打工人来说，在职场的意义层面上沦为炮灰几乎是没法避免的，对多数劳动人来说，螺丝钉化不会减少只会加强。以往人在职场中被视为“人力资源”，如今人作为资源的价值正在减弱，未来的人出于稳定需求仍然需要职场，但职场不再那么需要人了以后，即便身处职场，大量的人，将被更多“浪费掉”。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被效率抛弃以后，庞精神需求和经济需求都旺盛的庞大打工人群体，该如何被社会系统托住。

弱势一代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们越发依赖系统，但对系统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期待系统变好。

具体到当下处境上的弱势，则是一系列的被动：

1、被动竞争，被动降低期待

工作越来越难找了。2023年，中国16-24岁的年轻人中，一度有超五分之一失业。 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多，而经济却处于低水平增长阶段，大厂等高科技企业增长放缓。近年求职市场对年轻人尤为严苛，脉脉《2024职场生存洞察》显示，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上半年，人才供需比从0.32到1.29到1.98、1.97，增长了六倍多，相当于四年间，从每个人都有三个岗位可选，变成每2个人中就有1个没有岗位可找。

求职门槛也水涨船高，有些岗位从前双非即可，现在人均985、海外硕士。体制内也许不再是铁饭碗，但依然需要年轻人削尖脑袋：从2014年到2025年，专科学历能报考的公务员岗位从9%缩减到0.13%。

同时，随着AI技术发展，年轻人面临“技能转型”的压力。未来变得越发不确定，努力学习无法保障高薪生活，“读书无用论”正在成为某种现实。一方面，准大学生对“选错专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越发严重；另一方面，很多人把希望放在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副业之上。同时，本科、研究生毕业送外卖、做保安的例子，舆论也早已见惯不怪了。

2、被动“悬浮”

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是“饭碗”，现在忍气吞声地工作，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待遇、福利是首要的，价值、意义并不是那么重要。南都民调中心面向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61.4%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主要为了“赚钱谋生”，占比最高，“实现个人价值”为36.8%。年轻人对于企业类型的偏好中， 国企仍然是首选。

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对工作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大环境不好，苟着再说”的求稳心态有增无减。2024年的调查显示，在中日韩美四国中，中国的青少年最怕找不到工作，对不工作的状态最难以接受：有近八成（78.0%）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应该先工作为好”，比例远高于美（61.1%）、韩（55.9%）、日（30.2%）三国高中生。工作已经变得糟糕，但年轻人对的工作的渴望依然高涨。

3、被动过劳

过劳已是普遍状态，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近49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1%，创下近20年新高，同时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平。

眼下围绕着“工作”的困境之一在于：看似工作赋予人尊严，没有工作就没有尊严，但恰恰又是工作剥夺了最多尊严。年轻职场人的自嘲，每年都在降级，从字面意义上还算中性的“打工人”，到越发卑贱的“社畜”，再到彻底沦为“牛马”，职场人的“含畜量”逐步提升，身份认同感持续贬值。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一代自愿“内卷”的水平依然很高。

2024年一项跨国调查显示，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中，中国高中生对未来的职业感到最迷茫，但最愿意投入大量精力，超过六成的中国高中生愿意为工作投入60%以上精力，比例超过韩国（53.3%），几乎是美国、日本高中生的两倍（32.4%和31.6%）。

img 《下一个素熙》剧照

4、被动零工

非正规雇佣比例上升，2008-2017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占GDP比例超过五分之一，非正规就业人数达到1.59亿人。2021年，超过六成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超过一半的企业正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近几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数量大增。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1亿，每天有超过2万名新司机注册，同时，外卖员每天的新注册人数也超过2万。僧多粥少，平均收入降低，众包轻松月入过万的神话已经破灭。

发表在《人民论坛》的一则调查发现，这些游离在职场系统外，被称为“原子性群体”人，幸福感也最低。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更多人认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整个社会中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差、职业发展受限、心理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以及缺乏法律保护等。

5、被外包的生活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不断被迫“外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双重夹击下。想要回归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了一种奢望。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中，预制菜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外包”产品。即便人们知道速食并非最健康的选择，却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毕竟许多人很难拿出时间去做每天三顿全程自制的健康餐。

“脑腐（brain rot）”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把它列入年度词，用来警醒自己，也没法消除“那能怎么办呢”的回应。把时间交给没有什么“信息营养”的流量，对许多上了一天班、明天还要上班人来说，从手机屏幕外获得快乐的生活，成本并不低，不论是钱还是精力。

6、被动“清醒”

年轻人在面对高度程式化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像游戏中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从上学到上班，再到结婚、买房、生育、还贷、养老、住院，这一系列的人生步骤被简化为一个固定模式。年轻人被期待遵循各种既定的路径，无论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还是买房结婚，这些都被视为“上岸”的标志。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依然单一，在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轨道里，只能比较谁赚得多、谁的房子更大、谁更早实现财务自由。

一些试图摆脱轨道进入旷野的人，不少也经历了“自由的诅咒”，自由附带的责任和不安，让离职博主们纷纷又回去上班。

7、被动接受出身

社会流动机会不均衡，造福神话也逐渐式微。

从2000年到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升至60.2%。教育民主化了，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极速膨胀的受教育人口，“寒门出贵子”又变回了神话。

2024年王元超、朱斌发表于《社会学评论》的一篇研究发现，最近十年，“阶层天花板”效应与“阶层地板”效应越来越明显。在2006-2010年，不同家庭出身者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但从2012年起，工人、农民出身者的收入开始显著低于精英阶层出身者，并且差距逐年扩大。

工农阶层出身者即使成为精英，收入还是明显低于精英家庭出身者；而精英出身者即使跌落到工人阶层，也更容易翻盘。而反直觉的是，家庭出身的“长影效应”，在看似更追求理性和效率最大化逻辑的体制外单位，反而更加明显。

8、被迫失去健康

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代青年的健康状况，就是“脆皮”。中国学生的体育成绩逐年下滑。皮肤问题、情绪困扰和睡眠障碍也普遍困扰着大学生，脱发问题更是提前出现。南都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83.5%的Z世代非常在意自己的脱发问题，73.4%介意别人谈论自己的发量，尤其是95后受访者对此尤为敏感。

身体状况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信号，颈椎病、超重、脂肪肝、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高血压、高尿酸都是年轻人体检时的常见问题，而这大多与高压下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9、被动抛弃婚恋

恋爱、结婚可能意味着阶层下滑，与韩国“三抛”“五抛”“全抛”相似，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抛弃”婚恋、“抛弃”生育。

事业、爱情二选一的抉择面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或许会优先保事业。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无论男女，大学生的共同追求都是“先立业后成家”。即使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对恋爱的兴趣就并不浓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时，有42%大学生单身且不想脱单，想要脱单的只有25%。

目前的婚姻现实是：农村男性结婚越来越困难，城市人群越来越不想结——无论是“被动单身”还是“主动单身”，很大程度都出于现实压力。放弃生育的原因大都可以归于性价比不高：相比无限的育儿责任，没钱、没时间、没精力、没盼头，就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悲观。子女变成消费资料而非生产资料，悲观但现实的玩笑话是，费尽钱财、精力和时间培养一个985大学生，还是要送他996，还要买房、带孩子。而在婚育高度捆绑的中国，降低的生育意愿也一并拉低了结婚的意愿。

10、被动啃老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年轻人逐渐发现父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这种认识导致了如今史无前例对原生家庭的反思、批判。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断亲潮，也有很多人很难切断对于父母的经济、生活依赖，出现了不得不啃老的现象。虽然喊着个人独立的口号，但想要买房、结婚甚至找工作都得靠父母。

这代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这让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比父母生活得更好，但很多人成年后却发现落差：既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无法回报父母。阎云翔说，80、90后的年轻人在物质关爱与高期望值中成长，父母从小要求他们未来有出息、要回报父母，他们天然背负着人情债长大，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大后他们渴望成功以回馈父母，真诚地希望尽孝，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往往难以实现。

从现实考虑，选择做“全职儿女”离不开性价比的计算——在父母身边，能保证小康生活、三餐无忧，而自己出去基本就得合租，在十几平米的单间里吃预制菜——这种阶层的降级，可能是难以忍受的。而和父母同住，也像是一种婚前的预备状态，尽管这可能会降低结婚的概率，就像日本，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后依然单身，与父母住在一起。

img 《0.5的男人》剧照 02 害怕往前走的人

世界自有底层逻辑，事物自有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不以扭曲癫狂的意志为转移。

认真勤恳的人，会胜过傲慢懒散的人

清澈纯粹的人，会胜过乌烟瘴气的人

自强不息的人，会胜过拿来主义的人

往小了说，这是一场三十分钟的定义。往大了说，这是价值观的胜利它让人相信指鹿终究不为马，众口毕竟不铄金。

这份信念在当今中国尤其可贵，不仅限于游戏界。

作者：陳雁回 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82245105/answer/2380656825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Why Nations Fail？

DARON ACEMOGLU   (Keynote Video Lecture)

首先，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感谢你们的邀请。考虑到远程沟通并不容易，我决定简要概述一下我和詹姆斯（James）合著的书中出现的论点。事实上，这本书是我和詹姆斯大约16年研究的总结。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许多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都是由书中报告的模式所推动的。特别是，这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毕生工作的数据，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但整体模式相对而言是无可争议的。

我们观察到的这些模式实际上为许多理解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尝试提供了背景。我认为这些模式也表明，理解为什么一些地区——例如与亚洲（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和X国）曾经水平相当的地方——在过去500年间大幅提升了人均收入和繁荣程度，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的趋势显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远远领先于亚洲的印度次大陆和X国，而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

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国家现在比最贫穷的20%更富有大约30倍。此外，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尽管最贫穷国家变得更富有，但它们并没有赶上最繁荣的国家。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发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解释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社会制度的差异。

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的研究方法，试图理解经济增长是一个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变革的过程显然是故事的一部分。当你观察细节时，例如19世纪的英国或美国，这里的增长是资本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明的专利层出不穷，人们提出新技术并进行合理化生产。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过程在特定的时间点和特定的国家发生，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此外，为什么这一过程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的巨大增长相关，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理论，如果说人们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那显然是不诚实的。事实上，人们确实在以各种方式思考它，尽管有时经济增长文献可能走向了其他方向，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但这些问题一直是许多社会科学探讨的背景，包括许多经济理论。然而，我认为，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有影响力的理论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正是詹姆斯和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特别是关于繁荣演变（evolution of prosperity）的这一问题。此外，我们还关注了制度的演变（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即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的运作。然而，这些理论的重点通常放在像地理因素这样的方面（这在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甚至物理科学家中都很常见），认为气候地形（climate topography）、资源环境（resource environment）和疾病环境（disease environment）是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他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著作，他对新教（protestant）和天主教（catholic）价值观进行了对比，认为新教价值观比天主教价值观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虽然今天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不再是最热门的话题，但如果你查阅一些流行的或带有一定科学性的文章，你会发现它们充满了如何理解非洲与欧洲、拉丁美洲与北美洲、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西欧不同发展路径的讨论。这些讨论有时会涉及宗教、态度和价值观的角色。我认为，当你深入探讨时，你会发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与这些因素互动。举个例子，如果说宗教在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那显然是可笑的说法。

然而，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对宗教的兴趣与瑞士不同，是否就是巴基斯坦比瑞士贫穷得多的原因？

同样，我认为这就像地理因素一样，并不能完全解释大局，或者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存在30倍、40倍甚至50倍的差异。

经济学家中或许更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我们在书中所称的无知假说（ignorance hypothesis），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善意但无知的领导假说”（good and ignorant leadership hypothesis），即政策是重要的。当然，如果你采用一项抑制创新并阻碍投资的政策，这必然会产生影响，但也可能是那些政策由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领导人制定的，这意味着领导人有能力和自由选择好的或坏的政策。根据这种观点，繁荣源于好的政策，贫困源于坏的政策。然而，有时领导人会选择好的政策，有时会选择坏的政策。这种观点在经济学中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既是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也是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在实证方面，经济学的许多成就，比如分析市场如何运作的研究，都是顶尖的。然而，在规范方面，总是涉及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和解决市场失灵的讨论。因此，经济学自然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如果有坏的决策，我们可以解决它们，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然，另一个促使我们喜欢这种观点的偏见是，它并不真正涉及领导，经济学家往往扮演顾问的角色，我们倾向于认为好的顾问很重要，所以这个“繁荣和贫困源于好与坏建议”的观点相当具有吸引力。不过，我还是要说，这并不是特别相关。

今天我想做的并不是深入探讨我们在书中详细阐述的论点，而是试图解释我们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我想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特定的方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同时也会稍微提及一下统计工作。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解。因此，首先让我解释詹姆斯和我提出的替代方案。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它是建立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的，尤其是 道格拉斯·C·诺斯 （Douglas C. North）的研究。他是影响深远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是在他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和扩展。思考这一点的最佳方式其实是回到我们第一次上的经济学课程，或者回到你在入门课程中教授的经济学课程。

因此，在那门经济学原理课上，我们并不真正谈论太多关于制度（institutions）的内容。我自己在教授这些课程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还写过关于经济学原理的书籍。如果你仔细思考，会意识到在我们雄辩（rhetoric）市场运作时，实际上已经嵌入了非常具体的制度类型。尤其是，我们从一种理想化的市场观开始，在这种观念中，没有行业进入壁垒，也没有助于垄断任何行业的政治关系。同样地，在标准教科书中有非常安全的产权，因为企业可以销售产品并享受其所有利润，他们可以进行投资并从中受益。有时你甚至可能足够大胆，在原理课程中谈论创新和专利，而这些内容完全是由一套制度支持的，比如关于专利或知识产权的制度，这让创新者的创新变得有价值。我们还有一套我们视为既定的底层制度，通常由国家和支撑法律系统的公共机构提供保障。我们有一个法律系统，能够执行我们与供应商、工人或银行签订的合同。在标准的话语中，我们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个人可以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选择职业。我们有一个教育系统，还有国家提供的道路和其他设施，能够让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隐含的，在我们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中，我们甚至不质疑它们。

这些在理想化状态下存在的事物，詹姆斯和我称之为“包容性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这里的关键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包容性”这个词的用意是强调好的制度不仅仅是那些提供安全产权等保障的制度，而且它们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提供这些保障，也就是说，它们是广泛基础的（broad based，注：描述某件事情将影响许多不同地方、活动等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开办企业、申请专利等，这些都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甚至看今天的许多社会，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社会并不真正由包容性经济制度所统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原理课程对这些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却没有完全准确地描述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中，情况更为复杂。如果你回顾历史，甚至在一些当今社会，它们实际上非常接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极端对立面。我称它们为“攫取性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经济制度”（ex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因为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现象——不安全的产权、行业进入壁垒、阻碍市场运作的法规、个人选择赚大钱的职业、制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都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对立面。

我要论证的是，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错误，也不是某个迷惑的经济学家或糟糕领导者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特定形式的不平等社会。在这种不平等社会中，精英和拥有政治权力的群体通过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抽取资源，直接或间接地获益。直接获益的例子包括有时通过掠夺他人的产权；想想早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化过程。殖民者到达这些地方，掠夺了贵重的金属、土地，并驱逐了原住民。此外，掌权者有时也会直接获益。例如，想想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它通过排斥80%的黑人群体，剥夺他们在大多数有利可图的职业中的机会。黑人被排除在外，或被排除在技术工人、工程师、工匠、手工业者等职业之外。由于这一点，加上某些城镇地区的特殊组织方式，使得黑人几乎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农业产出，这些因素导致黑人工资低下，间接使得政治上有权力的群体受益。因此，这只是一个简要概述，解释了我们所说的攫取性经济制度的含义。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相对简短的演讲，并开放时间进行提问和讨论，但如果有时间，我会回来进一步说明攫取性经济制度作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对立面的多种形式。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攫取性经济制度有时是直接掠夺他人财产，而有时则表现为通过操纵市场价格获利，而不是直接掠夺他人的产出、创新或投资。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攫取性经济制度的运作，这不仅可以澄清我所指的内容，还能引出我想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让我们以巴巴多斯（Barbados）为例。在17世纪，巴巴多斯是众多建立在典型攫取性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之一，如奴隶制（slavery）。奴隶制具备我所提到的攫取性经济制度的所有特征，如不安全的产权。在巴巴多斯，超过80%的人口是奴隶。他们甚至没有对自己身体的产权（人力资本），更不用说对物质财产的产权了。这种制度完全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因为这些奴隶既没有接受教育，也没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事实上，由于极度繁重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大多数奴隶在30岁之前就去世了。奴隶的生活特点是完全没有任何激励或安全保障，这种保障本可以鼓励他们提高生产率或提高活动的生产效率。实际上，在巴巴多斯以及许多其他奴隶社会中，奴隶被明确禁止投资于他们的人力资本。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市场机制和强制性手段上的。奴隶不能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愿望选择职业，他们也没有任何能力协商或决定他们的工资。相反，他们被强制在甘蔗种植园工作，他们的工资由主人通过强制手段决定，仅仅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说，奴隶们并没有选择这种制度。无需多言，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奴隶社会，尽管美国南方有时会创造出一种由奴隶主宣传的神话，声称存在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无论如何，巴巴多斯显然不是这样的社会。你可以从简单的统计数据中看出这一点。奴隶起义经常发生。那么，巴巴多斯如何维持这种制度近100年甚至200年？巴巴多斯能够维持这种制度是因为它依赖军事强制力，或通过武力维持这一制度。你可以看到政治力量的存在，但这种政治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呢？让我们思考一下巴巴多斯社会的实际样貌。首先，如我之前所说，超过80%的人口是奴隶，你可能会认为剩下的19%或17%的人是奴隶主，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小手工业者或中等职业者，他们支持奴隶制度的运作，或者是士兵。真正从这个制度中获益的并不是大多数奴隶主；其中许多人只拥有几英亩的土地。真正的大多数奴隶是为少数大约40个家庭工作的，这些家庭是岛上最大的种植园主，几乎赚取了所有的利润。这些家庭因此成为后来在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当他们回到大不列颠）。因此，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社会，只有极小部分人通过奴隶制度获益，而代价是岛上至少80%人口的生活。

这个制度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它得以生存是因为那小部分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军队作为一个机构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镇压所有的奴隶起义。军队的指挥官来自这些家族的成员。岛上的法律奠定了这一社会极不公平的基础，持续压迫奴隶，并总是让他们在各种违规行为中承担责任。毫不奇怪，岛上的高级法官也来自这些家族。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岛上的总督和高级政治家同样来自这些家族。因此，这些集中经济权力于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制度，我称之为“攫取性政治制度”。特别是在这些制度下，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权力行使极少受到制约和监督。相反，我将称另一种理想类型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被广泛且包容性地分配。

当然，以上内容都做了很大的简化。没有一个社会拥有完全理想的多元化（pluralism）和权力分配（distributional political power）制度。然而，这些理想类型有助于我们思考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标准。关键在于，即使你会发现有些社会同时存在攫取性和包容性制度的混合形式，但仍然有些社会开始从攫取性政治制度向包容性经济制度迈进。最终，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会相互促进，形成正反馈。而巴巴多斯的例子表明，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也是相互支持的。在巴巴多斯的案例中，这一点非常清晰。如果他们没有攫取性政治制度，并且给奴隶一些发声的机会，奴隶最不可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奴役制度。

包容性经济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尤其是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你有攫取性政治制度，但实行包容性经济制度，总会有某些力量推动向对角线发展。这是因为经济权力的广泛分布会导致对政治领域更多包容性的需求。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迟早会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力，倾斜游戏规则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仅仅依靠各种隐性机制或独裁者的善心来避免他们干扰社会的经济制度，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创造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尤其是通过强化产权保护，鼓励投资；同时，这也有助于以更合适的方式配置资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竞争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它意味着市场在适当的监管和背景下，比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例如，如果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基于市场，但只有富人能够获得这些配置，那么市场的运作效果就会很差。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分配或其他基础设施来支持市场，并进行适当的分配，例如限制金融行业的风险承担。然后，市场作为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才有能力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应该促进广泛的参与，包括教育、自由进入、基于增长的产权，不仅是少数人的产权，而是大多数人的产权，并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例如，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即便它通过西方公司或矿业公司鼓励投资，也不可能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即便在某些消费品和其他服务领域，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依然不可能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因为它没有创造广泛的参与。相反，它排斥了80%的人口，使他们无法参与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包容性制度下的增长关键在于，投资新技术会导致“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术语。它意味着新技术、新公司或新技能将不断替代旧的。我稍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稍后还会再提到，詹姆斯和我并没有声称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我们的主张是，包容性经济增长——通常是更持久的经济增长类型——可能在包容性制度下实现。我们会讨论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但我们会看到，这种增长有非常不同的特征。通常来说，它不会是持久的；不仅如此，它往往会呈现阶段性，并且，某种意义上，它还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我认为，也许最好的论证方式是通过一个历史实例，这就是我将要简短说明的内容。特别是，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致力于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今的情况，而由于时间限制，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一点。我认为，理解这些问题的最佳起点莫过于美洲的殖民化的初期。在那里可以看看一个不太出名的征服者（conquistador），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Juan Diaz de Solis）。他于1516年开始了对今天的阿根廷所在地区，即南美洲南端的殖民活动。这与科尔特斯（Cortés）统治墨西哥的时间差不多。然而，索利斯的殖民努力是个巨大失败。实际上，索利斯被一群查鲁亚人（Charruas）处决了。查鲁亚人和克兰迪人（Querandi），即当时阿根廷的印第安部落，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的预期。他们是零星分布的、机动性很强的、非定居的、没有层级结构的印第安部落。他们非常好斗，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轻易被捕获，更不能大量捕获并用于劳动。

那年3月，美国国务卿Blinken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Sullivan像小学生一样聆听了领导的教诲：你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这是全民信心的高光时刻。

自媒体大V们向人民群众普及和解析美国即将崩溃、欧洲陷入动乱以及大国正在崛起的真相。

那一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交易创了新高，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8.3亿平方米，销售额达到18.7万亿，双双创下新纪录。各地不断强调“房住不炒”，通过限价、限购、发布二手房指导价等方式调控楼市热度。年终总结的时候，地产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各大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创造了历史新高，上海、杭州双双突破3000亿元，广州、北京、南京卖地收入突破了2000亿元，武汉、成都超过 1500亿元，苏州、重庆、天津、深圳、西安超过1000亿元。而今以烂尾楼闻名的郑州，2021年土地出让金超过900亿，较上一年增长29%。 各地政府财政宽裕、出手阔绰，在招商引资中竞相比拼真金白银的优惠政策。

那时候，许佳硬依然满面春风，2020年11月，恒大正式宣布深房重组失败，许家印拉来一众投资者继续站台，然而资金断链的传言依然在江湖中不断回响。市场焦灼的观望中，许家印在的党的一百年华诞上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脸上满是热情洋溢的笑容。

那时候，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也没有流泪和到处借钱，他早在当年4月就已经预测全年商品房销售将突破18万亿。他乐观的展望未来会突破20万亿。

那一年，人民日报说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光明日报说要“把握资本行为规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马云在外滩的发言被重锤之后哑口无言。那一年，美团被罚34亿，滴滴被罚80亿， 阿里被罚182亿，马云自觉的淡出了人民群众的视线，张朝阳开始讲授深奥的物理。有个做直播的被追缴和并罚税款13亿，有个小明星被被追缴和并罚税款9亿。教培行业整顿，一千多万人重新找工作，新东方转行直播带货。

那一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6%，这个数据后来被人们不断提起，那是过去的岁月里中美GDP最接近的时刻。

那一年，美国佬荣获了CCTV隆重颁发的抗疫八个第一：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

2021的中国电影票房达到了473亿，是北美票房的两倍。国产电影《长津湖》取得票房57.8亿，以大陆市场的一己之力差点超越全球市场票房第一的《蜘蛛侠》。

那一年，华为仿佛战场丛林的孤胆英雄，我们认为它是与邪恶的世界帝国作战。孟晚舟被政府包机接回国，就像那架伤痕累累的苏联伊尔战斗机，满是荣耀的凯旋。面对美国的芯片封杀，人们信心满满，周小平等大V们信誓旦旦：围堵只会加速国产芯片的赶超。

2021年也是中国过去的时间里人口增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出生的婴儿数量是过去的时光里最后一次超过一千万。

然后2022年的剧情转折陡峭，猝不及防。原本前面90%的时间里都压抑、拖沓、冗长不堪，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在11月30号戛然收尾，紧跟着的12月变成三倍速的快进，就像看了一场粗制滥造的电视剧，最后几分钟急匆匆的交待了结局。一开始很多人在冷风中懵逼。但我们韧性强、 潜力大、活力足，很多人晃了几晃，就马上理顺了发丝，站好新姿态迎接新形势。

那情形就像我们在初中作文里用得烂俗的词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两年过去了，岁月斗转，动态清零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

两年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孙宏斌开始流着泪到处借钱，许家印躺在病床上被监管，班上公认的优等生万科也快考不及格了。

在土地出让金排行榜之外，好事者制作了城市土地流拍榜和烂尾楼排行榜。2021年人头攒动的售楼部里，现在门客罗雀、人迹寥落。即使是一线或新一线也绷不住了，广州半脱，杭州裸奔，各地政府的措辞里，高频出现的财政用词是“过紧日子”。

时光飞逝，山河流转，过去几年被众人骂不爱国的李嘉诚被夸赞判断力精准，一直被认为最没出息的小地产商潘石屹，现在被人们赞誉颇有远见。

ChatGPT发布的时候，一批大厂、小厂马上紧跟着推出了各种语言大模型，落后半子但毕竟穷追不舍。到Sora发布的时候，人群变得惊讶而又安静，平替的产品没有出现，大佬们依然信誓旦旦：只要你开源，我们就能抄得很圆满。

从2021年到2024，人们的信心像一个本来膨胀得就要爆炸的气球，慢慢的就泄了。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每个人都能回答，似乎又都很难回答。从2021到 2023，这种巨大的转换毕竟发生了。究竟是2021年之前已经埋下伏笔， 还是这个过程的中间出现了问题？

我是个数学爱好者、物理学爱好者，我本能的认为，事物不符合道的法则，就天然的不可能在实践中取得好的成效。

2022年之后，所有在疫情期间曾经类似宣称动态清零是国本之争的号我都不再看。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够善良。一直以来，我坚持认为，直觉让我内心疼痛的做法必定不符合科学理性。所以，我们看到孕妇被挡在医院外不能治疗一定有问题，我们看到小孩子被和父母分开去隔离一定有问题。这是人类在百万年的进化中，思想和心灵上已经融入了族群生存发展的正确逻辑。

但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吗？我并不确定。

2024年开始了，没有人想到这一年在攻击莫言和农夫山泉中启程，爱国变成了一场兴致勃勃的表演。

现实依然很复杂，未来的岁月还会更加艰难。很多年后，我们回望2021年，或许会发现那一年是一个奇怪的高点，明明是在掉头下沉的前夜，但所有人都充满了盲目的乐观。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或许都再也无法回到那一次的高点，人们再也无法获得那样的乐观。

但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或许与你有关，或许与我有关，或许与每个人都有关。